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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阶段性成效进一步巩固，复工复产取得重要进展，经济社会运行秩序加快恢复。 面对这次疫情，我国的社会治理体系抗住了大考。从紧急封城到八方驰援，从一线救治到群防群控，从科研攻关到风险交流，从社会稳定到民生保障，从严防死守到有序复工，方方面面，政通令行，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体现了面对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时我国社会的凝聚力和治理体系的有效性，展现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韧性。但同时，这场疫情也暴露了一些我们平时忽视的问题，值得认真总结。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灾难中汲取新的营养，在危机中焕发新的生命。 优化社会治理体系 首先，提升突发事件第一时间反应能力。面对诸如公共卫生、生物入侵、食品安全、农业病虫害、电脑病毒等可能在短时期转化为重大灾害的事件，社会治理体系要能够第一时间根据科学的规范和标准自动做出反应。这不仅需要建立和完善各类重大灾害、突发事件的监测与预警体系，更要建立高效、智能的反应体系，夯实每个关键决策环节背后的科学依据，确保第一时间反应能力不受任何外力干扰。 其次，完善风险决策中的容错机制。风险决策的事后调查与追责考量应兼顾决策过程和决策结果。所谓风险决策就是要求决策者在信息不确定或不完备的前提下做出决策的过程，正因为如此，风险决策客观上就有正确或错误两种可能。如果注重决策结果的追责体系，会使得当事人在风险决策时严重规避风险，从而导致要么缩手缩脚、延误时机，要么推三阻四、懒政不作为，要么欺上瞒下、报喜不报忧。弱化对决策结果的考量，提高对决策过程的审查则可有效化解这种个人风险最小化的倾向，也可大幅度降低懒政和不作为的可能。 第三，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长期以来，有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问题，政府和学界的讨论多集中在经济效率、资源承载、成本收益等问题上，但疏于关注大规模人口季节性流动带来的突发危机应对风险。以武汉为例，春节前夕大量的农业转移人员离城返乡，是造成疫情迅速向全国蔓延的原因之一。同时，疫情防控中大量外出务工劳动力无法及时返城返岗导致了很多城市面临严重的“用工荒、复工难”问题，客观上放大了疫情对经济社会的冲击。加快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进程，不仅是促进城市化、工业化和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可从根本上降低大量人员季节性流动带来的公共卫生传播风险。 第四，强化村级和社区组织体系建设。此次疫情防控中，村级和社区组织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保障政通令行、群防群控的关键环节。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城市化都不能削弱村级和社区组织，相反，从应对突发公共危机方面，不仅要保障基层组织构架的完整和运行良好，还要考虑把很多资源下沉，以确保村级和社区组织在应对突发公共危机时，做到有的放矢、有备无患。 第五，打击谣言需政府第一时间发声。风险初期，公众安全感迅速下降。尽一切可能获取并分享相关信息是人们找回安全感、做好防范的重要途径。这正是在风险暴发初期，各种谣言和假新闻流行的主要原因。老百姓心目中最权威的政府能在第一时间发声，谣言自然就会失去市场，反之，老百姓对谣言就会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 倡导健康社会生活方式 我国是一个有美食传统的国度，餐饮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国美食也是世界认识中国的重要窗口。但这些都不能掩盖国人饮食文化中一些长期存在的陋习。 一是赋予饮食过度的功能承载。饮食是人类获取营养，满足生产生活能量消耗和人体自身健康需求的主要途径，这是饮食的基本功能。健康的饮食在于适量、均衡、多样化。然而，由于绝大多数国人很少有机会接受正规的营养与健康饮食教育，尤其是中老年群体，这就为各种食补、食疗的商家宣传和炒作留下了可乘之机，不仅起不到饮食健康的作用，还在公众中形成更不健康的饮食认知与观念。 二是畸形饮食社交观。饮食在世界绝大多数的文化中也扮演着重要的社交和情感沟通功能。然而，由于认知上缺失和制度上不完善，近年来我国的社交聚餐中逐渐形成了一种越贵越有面子、越稀奇越尊贵的畸形消费观。 三是不健康的饮食方式。《柳叶刀》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高油高盐高糖是我国居民快速上升的食源性疾病的主要原因。在中青年群体中，不规律的饮食、不断增加的在外消费和近年来急剧上升的外卖食品，都加剧了饮食不健康问题。 |
